汪永晨 8年拉锯战捍卫怒江

发布日期:2020-09-22 03:11   来源:未知   阅读:

  5月19日上午,汪永晨正和往常一样在电脑前查收邮件,联系全国各地的环保志愿者,忽然她高呼一声,原来据中国政府网消息,国务院总理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其中有一句话是:“要求妥善处理三峡工程蓄水后对长江中下游带来的不利影响。”作为一名致力于江河保护的环保人士和记者,汪永晨对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深感欣慰。

  “我追求更多的蓝天,更美的自然,我是个环保发烧友,我要把我的发烧病毒传染给更多的人”。

  组织环保大军 保卫首都水电开发威胁怒江生态文化投身怒江保护 八年拉锯战为怒江边学校 义卖筹钱

  1988年,汪永晨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作为一个中央媒体的记者,她经常有机会到全国各地采访,这个便利条件也让她成为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关注环境保护的第一批人士。但真正成为一名环境保护的志愿者,却要从两件事情说起。

  1993年,她第一次前往青藏高原采访,感慨于高原壮观景象的同时,汪永晨也第一次接触到了“盗猎者”。从西宁到格尔木的路上,她碰到一批批的盗猎者。向导告诉她,这些人带着一大口袋面和一小口袋盐,一进高原就呆上大半年,野牦牛、藏羚羊、白唇鹿都是他们枪下的猎物。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在塔尔木野牛沟看到一幕景象还是让汪永晨惊呆了,裸露的秃山坡上到处都是珍稀动物的遗骸,这些动物的头颅已经没有了,斑斑血迹从尸体一直延伸到小河边的砾石上……

  1994年,她前往苏北采访,在一个叫“大余”的贫困农村里,结识了被称为“鸟痴”的小学校长朱以勋。当地人都知道朱校长爱鸟、护鸟,经常会把受伤的鸟儿交给他;有一次,朱以勋得知村民捡到一只受伤的大天鹅,看着奄奄一息的天鹅,他提出把天鹅带走治病,村民说给50块钱吧。朱以勋二话不说,回家拎起面口袋到街上把面卖了,用卖面的50块钱换回了天鹅。后来天鹅还是死了,解剖后竟然在它身体里发现了六颗子弹。与当地贫瘠、脏乱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朱以勋的大余小学里绿树参天,鸟语不绝,这里有鸽子楼、小鸟医院、标本室……孩子们虽然家境贫困,但说起鸟类知识却头头是道。

  一面是人们为了金钱屠戮野生动物,一面是贫困乡村的校长带着孩子们保护小鸟,这两件经过汪永晨的报道都产生了不小的反响,也让她从一个关注环境的记者,成为了环境保护的实践者和志愿者。

  汪永晨的环保工作分为两块,一是调动公众关注、参与环境保护,二是借助媒体的力量监督揭发环境破坏的行为。1996年,汪永晨与志同道合的中国环境科学院的科研人员金嘉满一起组建了一个民间环保团体——“绿家园志愿者”。

  绿家园这个名字,是汪永晨在骑车上班的路上想出来的。她解释说,绿家园,可大可小。大,可以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小,就是每个人家的院子。绿色代表生命,也代表生机。他们给自己定宗旨就是: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绿家园 ”刚成立时没有一分钱,没有办公室,即便15年以后的今天,绿家园的全职工作人员也只有3个人,但现在她们的志愿者团队已经超过万人,范围遍及大江南北。

  “领养绿树”是绿家园公众参与环保的经典项目。在一次采访中,一名环保系统的工作人员告诉汪永晨,北京乃至全国义务种树十多年了,树是种了不少,但活得却不多,主要是树种下以后没人管。俗话说:一棵树,三分种,七分养。经过调查后,绿家园组织志愿者们在十三陵水库旁边的蟒山森林公园里开始了“领养绿树”的活动,志愿者们种树后通过领养的方式照顾树苗茁壮成长。经过十多年的累积,“领养绿树”活动已经遍及内蒙古、河北、山西、四川和云南。

  作为一名记者,汪永晨深知媒体“环境监督”的意义。2000年夏,她和几位做环境报道的记者创办了“绿家园记者沙龙”,每月请一位专家给大家进行环境保护知识普及和一些环保项目的情况介绍,环保记者也在这里获得了很多新闻线索。一次,北京郊区最大的一块湿地被开发商看中,要修高尔夫球场,记者们在沙龙中得知此事,及时进行调查,并发稿呼吁中止这个项目。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该计划宣告破产,而这片芦苇荡也成为北京的第一个湿地公园。

  从2003年开始,怒江进入了“绿家园”和汪永晨的视线月,怒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自然遗产,但同年8月,国家发改委却通过了在怒江中下游修建十三级水电站的方案。按照规划者的设计方案,在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区怒江中下游建立的两坝十三级梯级水利工程,总装机容量2132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029.6亿千瓦时,比三峡规模还要大。

  地方政府官员要在这里修水电站的理由名正言顺,要改变当地少数民族世世代代贫困的面貌,然而汪永晨的调查却并非如此:“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美的地方!”一旦大型水电站上马,怒江水平面即将上升,美丽的景色将不复存在,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怒江将彻底改变面貌。“更严重的是,基于沙坝和怒江地理而形成的上千年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会面临消失危险。”

  傈僳族是生活在怒江边的少数民族,她在僳寨里看到,这里保留有完整的文化传统,沙坝上仍然上演着传承了几百年的“沙滩埋情人”:大家嬉闹着把彼此有意的一对青年男女扔进一个沙坑里,看着一对青年红着脸,大家一哄而散。虽然寨子不富裕,但大家生活乐观,天天唱歌、跳舞,上演剽牛、射弩、澡堂会。

  当得知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会被淹没时,许多傈僳族人都很忧虑。一名傈僳族年轻人原来所居住的寨子已经因修路而消失,他原来生活的大江支流也被当地政府卖给开发商进行水电开发。年轻人痛苦地问汪永晨:“要是以后只有在填表的时候才写上我是傈僳族,那还叫傈僳族吗?”他说,自己不希望以后自己的子孙问起大江原本是什么样子时,自己只能翻着相册,告诉孩子们,以前这里的水是流动的,还有非常急的激流和沙滩。

  2003年9月,绿家园沙龙十家媒体的记者一齐参加了环保总局召开的“怒江流域水电开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座谈会”,从记者的视角陈述了怒江水电不可为的理由,打响了怒江保卫战的第一枪。大家疾呼,发电的方式可以选择,怒江一旦被破坏,将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

  会后,汪永晨又联合自然之友等环保民间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怒江保护宣讲活动,通过讲座、论坛等形式向社会鼓吹:怒江要建水电站先要通过环境影响评价,要召开听证会,要有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两会”期间,汪永晨又通过各种渠道向代表委员提交建议;为了让社会了解怒江,他们自己筹钱在北京举办了“情系怒江摄影展”,展示怒江的美好景色以及流域内22个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

  2004年4月,从怒江丙中洛到贡山的路上,汪永晨接到北京志愿者的电话,“中央批示了!我们赢了!”原来总理对怒江水电开发说了不。挂掉电话,汪永晨掩面大哭。 但没过多久,怒江工程依然上马,不过级别降低。

  这场拉锯战至今没有结束,为了死死守住这片美丽的河流,汪永晨和绿家园的伙伴们持续关注着怒江的变化。在做调查的过程中,她和伙伴们还受到了当地不明势力的跟踪,汪永晨曾经经历了一夜倒换四次车,才摆脱了跟踪的经历。“现在西藏流域已经开始动工,但云南段还被我们死盯着。”汪永晨说。

  除了环境保护外,帮助怒江边贫困山区的学校也成了汪永晨的一项工作。怒江丙中洛的四季桶小学,只有六个学生,学生们因为没有条件住校,每天要爬一到两个小时的山路才能来上学。学生家庭都非常贫穷,汪永晨问孩子们,如果你们有了钱最想要什么。有三个学生是想买鞋,一个想要帽子,两个想买衣服。为了帮助孩子们,她把自己的稿费捐出来设立了“教育基金”,帮助孩子买书本,又把美国一家机构给的两万美元用来给怒江流域的小学建了37个阅览室。

  “卖书”更成了汪永晨的日常性工作。她的包里始终带着一个黑色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为怒江小学义卖”,里面记录着卖书所得的每一笔善款。她卖的书有“记者沙龙”专家的演讲合集,有她参与主编的《绿镜头》等。为了让这些书能够出版和再版,她自己不但没拿任何的稿费或���税,还倒贴了不少钱。每次印刷的书籍,都是她和近70岁的先生一起背回家里,摞满满一地。只要参加会议、讲座,她都会带上一些书,逮着机会就向大家推销,甚至“引诱”大家购买。很多来华进行讲座的外国朋友也被她“忽悠”着买了书。这些书籍的定价不菲,但她坚持一定是按照原价卖,因为卖书的钱是要为云南怒江边的小学订报纸、送书籍,多卖一块钱,孩子们就能多得到一块钱的帮助。